今年關於學術界的新聞很多。
像是之前台灣和美國的國科會計畫經費和通過率都降低很多；Nature 也專題報導了全世界博士過剩的問題，最近又爆出了一個
荷蘭學術造假案。
最讓Stapel出名的一項研究結論為，吃肉的人更易怒暴躁。此外，他還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實驗結果稱，髒亂環境令人更易對他人產生成見。而這些所謂的研究和實驗如今也都可以被丟進垃圾桶了。
不過話說回來，學術造假案的新聞已經跟教授自殺的新聞差不多常見，有點見怪不怪了。這會引起公憤的另一個原因是濫用職權。
Levelt指出：「Stapel還利用他的職權來威脅年輕人。如果青年學者繼續詢問，他便放出『我擁有被信任的權利』這樣的話。濫用職權是他經常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甚至還可以說，『現在我不得不開始懷疑你是否適合讀博士』。」
會說出『我擁有被信任的權利』這種話，除了反應說這句話的人的人格之外，也反應出了這個環境其實是相當依賴『關係』的。
人治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管理有彈性，能夠讓有才能的人更容易跳脫出來，壞的一面是有更多私下運作的空間。在過去學術資源充裕但整個社會相對來說沒那麼富裕的時代，或許人治反而能夠增加由下而上的流動性。但如今這種學術資源緊縮且高學歷低成就的時代，人治可能反而帶來了更多鬥爭和運作的空間。
各種 impact factor 的盛行某個程度上也反應了這個狀態。但是某個程度上，這只改變了評估的公式，並沒有改變整個學術界運作的方式。各式各樣走火入魔的故事都曾傳出來過，像是交互掛名，學閥把持某些期刊，或者是某些單位撒錢做研究之類的問題。最後還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研究成果上。所以很多學者最近又開始舊題重彈，要改進學術發表系統。
然而與此同時，大學方面也很自然地意識到，如今的科學批判精神已嚴重減弱。圍繞這個問題無疑將展開激烈的討論，因為事實表明，如今居然有人可以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造假欺詐，卻不被同事揭露，這的確可以被視為一大國際恥辱。
在美國這段期間，常常會聽到有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的教育課程，但是我個人是還蠻懷疑效果有多大，這種課程主要還是在告訴學生，怎樣算是 misconduct，避免因為無知而犯錯。但是對蓄意犯錯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嚇阻力。然而現在學術界這種大 PI 帶小 PI 的企業管理方式，是否真能層層把關，我倒是還蠻懷疑的。我個人還是覺得在制度上改進比較有意義。
Daniel Lemire 也
撰文討論了這個問題, 也提到另一個例子, 哈佛教授
Marc Hauser. 他更直接指出, 同儕審查的效果很差, 在學術圈裡, 質疑別人的研究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Again colleagues, journals and collaborators failed to openly challenge him: it took naive students, that is, outsiders, to report the fraud.
The real scientists, the peers of the researchers, don’t report fraud. Questioning someone’s results is a dangerous adven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