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進化

今年關於學術界的新聞很多。

像是之前台灣和美國的國科會計畫經費和通過率都降低很多；Nature 也專題報導了全世界博士過剩的問題，最近又爆出了一個荷蘭學術造假案。

最讓Stapel出名的一項研究結論為，吃肉的人更易怒暴躁。此外，他還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實驗結果稱，髒亂環境令人更易對他人產生成見。而這些所謂的研究和實驗如今也都可以被丟進垃圾桶了。

不過話說回來，學術造假案的新聞已經跟教授自殺的新聞差不多常見，有點見怪不怪了。這會引起公憤的另一個原因是濫用職權。

Levelt指出：「Stapel還利用他的職權來威脅年輕人。如果青年學者繼續詢問，他便放出『我擁有被信任的權利』這樣的話。濫用職權是他經常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甚至還可以說，『現在我不得不開始懷疑你是否適合讀博士』。」

會說出『我擁有被信任的權利』這種話，除了反應說這句話的人的人格之外，也反應出了這個環境其實是相當依賴『關係』的。

人治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管理有彈性，能夠讓有才能的人更容易跳脫出來，壞的一面是有更多私下運作的空間。在過去學術資源充裕但整個社會相對來說沒那麼富裕的時代，或許人治反而能夠增加由下而上的流動性。但如今這種學術資源緊縮且高學歷低成就的時代，人治可能反而帶來了更多鬥爭和運作的空間。

各種 impact factor 的盛行某個程度上也反應了這個狀態。但是某個程度上，這只改變了評估的公式，並沒有改變整個學術界運作的方式。各式各樣走火入魔的故事都曾傳出來過，像是交互掛名，學閥把持某些期刊，或者是某些單位撒錢做研究之類的問題。最後還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研究成果上。所以很多學者最近又開始舊題重彈，要改進學術發表系統。

然而與此同時，大學方面也很自然地意識到，如今的科學批判精神已嚴重減弱。圍繞這個問題無疑將展開激烈的討論，因為事實表明，如今居然有人可以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造假欺詐，卻不被同事揭露，這的確可以被視為一大國際恥辱。

在美國這段期間，常常會聽到有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的教育課程，但是我個人是還蠻懷疑效果有多大，這種課程主要還是在告訴學生，怎樣算是 misconduct，避免因為無知而犯錯。但是對蓄意犯錯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嚇阻力。然而現在學術界這種大 PI 帶小 PI 的企業管理方式，是否真能層層把關，我倒是還蠻懷疑的。我個人還是覺得在制度上改進比較有意義。

Daniel Lemire 也撰文討論了這個問題, 也提到另一個例子, 哈佛教授 Marc Hauser. 他更直接指出, 同儕審查的效果很差, 在學術圈裡, 質疑別人的研究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Again colleagues, journals and collaborators failed to openly challenge him: it took naive students, that is, outsiders, to report the fraud.

The real scientists, the peers of the researchers, don’t report fraud. Questioning someone’s results is a dangerous adventure.